那时候，我在市文化局工作。虽说是做会计，可实际上整天没几粒算盘珠要拨。出学校进机关，要资格没资格，有的只是旺盛的精力和生命在折旧。我很痛心青春的消逝，可又想不出其它什么好办法。在别人眼里很好听，“机关干部”，可上班别说整天没事可干，即使有事，也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，像一条没人招呼的小狗。往往有这样的感觉，一天上班结束了，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，一点趣味也没有。这样有规律的早出晚归，“组织纪律性”肯定是有了，但其他什么也没有。

 我终于想改革一下了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

 从我的工作性质和具体特长出发，我决定写一本《文化经济学》专著。虽然以前也发表过一些小文章，但要写这样的大部头著作还是头一遭。更何况，这个领域在我国国内还是一片空白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能写书的人不是名人就是教授，而且大多年纪一大把。像我这样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能不能搞出来，自己心里也没底。再加上我这个人本来组织观念就不强，所以，没人知道我在收集、写作、研究这个课题。

 两年后，书稿终于写成了。也怪我保密意识不强，一张草稿纸搓成团扔在办公室的畚箕里，被领导发现了，泄露了秘密。

 局长专门召我去，了解了一下情况，然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几句。大意是说：你年纪轻轻就想出书，是非常好的，但这种课题全国至今还少有人涉足。国家文化部多少年来一直想成立文化经济学会，到今天还是搞不起来。可见，这种事情单靠你个人力量是不行的，得依靠“组织”才行。

 问：那怎么依靠组织呢？答曰：首先要由组织出面，邀请有经验的作者，成立课题组，“民办公助”，这样经费就有着落了。搞不起来，“算公家的”；搞起来了，同志们在评职称时大家也可以都沾个光。顺水人情为什么不做呢？

 写作本来就是个人头脑的产物，具有独创性和个人风格，协作劳动未必能产生生产力，这是文化经济基本规律之一。大凡写作的人都有个性，而且个性还特别强。我的书稿现在已经完成，只是还没有联系哪家出版社。我本无意得到资助，只想凭质量出版。即使出版不了，也全当是自己练笔。

 打定了这样的主意，我便独自一家家出版社联系过去，最后，终于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愿意无条件出版这部学术专著，并且还专门请大学教授审读了这部书稿。

 此书出版后，我一鼓作气，几年中又一连出版了多部著作，全都是在“目无组织”的情况下完成的，令同事中一些不得不依靠“组织”的专业作家感慨良多。

 前几天偶遇一位剧作家朋友，闲谈中他对我说，东西现在没法写啦，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成了个“四不像”。

 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淡化些“组织”观念呢？我想。但终于没有对他说出来。

 （全文原刊于《江南晚报》1999年1月5日第3版《文化茶座》专栏）